在马来西亚，华人都被认为“比较有钱“，这种刻板的印象由来已久，自英殖民地时代，英国政府以“分而治之”的管制方式，让当时的华人参与商业活动，比如发展商、商人、船主、小店主、打理农场、锡矿矿主、锡矿工人、手工业者都是华人居多，这在某程度上，烙下了其他种族认为大马华人都是“有钱人”的刻板印象。

然而这种看法在我国踏入独立61年之际，有了微妙的变化。《The Edge》财经日报刊出了这样的一份报道，指我国有28.02%的华裔属于低收入群体（B40）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华人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，都在2629令吉以下。

住在繁华的吉隆坡首都其中一个木屋区内，今年43岁的汤宝妹便是一个例子。当记者到他位于蕉赖啤律的木屋区采访他时，看见门外有访客的她边热情招呼边说，“ 我的家很简陋，直接进来不用脱鞋。”

“我们家的每月收入大概是1500令吉，要看什么情况，如果我的丈夫没有（装修）生意，可能就没有到1500令吉。”

汤宝妹的住处只有一房一厅，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，她说这是祖先搭建留下的。沿着木屋的积水，已足以形成一条“小溪”，需要铺上木板才能“渡溪”，而水面上都是孑孓，一旦下雨，水就会淹进屋来。

从小，她就住在这里。这样的空间对已育有两名孩子的她显得有点勉强，但是碍于经济能力有限，她唯有继续住下去，无法搬离。

“ 政府有说要把我们安顿到蒲种的租屋，我的两个孩子才4岁，他们的幼儿园就在这里。虽说是很漂亮的环境，但（搬过去）第一件事你需要给租金，水电费，还需要给车费、学费也比较贵。我也有很老的母亲，有哮喘的女儿，都需要看医生。”

汤宝妹的邻居是一对八旬的老夫妇——张松应与张媛康。这对老夫妇，每月仰赖女儿给他们的400令吉生活，而他的女儿每月收入也少于2000令吉。

“ 我们老了，完全没有办法工作，钱都是孩子给的。但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不稳定的，还需要养孩子。一个月给我们300令吉至400令吉，还需要给电费。我们生病的时候，肯本就不够。”

虽说百善孝为先，孩子孝顺父母天经地义，但他们两老始终觉得自己是孩子的负担。

“现在的东西很贵，这里也不是乡村。孩子也是需要钱，我们一直靠她，这让我觉得压力很大。”

他说，住在这间由自己搭建的非法木屋已有60余年。退休之前，在路边摆设小摊子，向来往的人兜售一些猪肠粉、米粉与椰浆饭。

他抱怨说，当时不是自己想退休，而是被政府“逼着”退休。

“我本来在路边卖，后来建了超级市场，就不给卖了。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收入了。”

收入无法负荷生活开销

不一定是住在木屋区的才叫穷人，记者遇见39岁的林海生与太太时，他们正在马来亚银行大门前的阶梯，吃著社工派送的便当。他颈项挂着佛牌，手臂上都是泰国纹身。

他回忆起自己变成流浪汉之前，也曾经是个怀着梦想的青年。

“我本來是在柔佛做煮炒……賺很少。後來我上來吉隆坡咯，跟我老婆。現在在饭馆做大炒。”

“那时候发梦咯，以为大城市可以赚点钱，改变生活。” 

岂知，尽管大城市给了他2000令吉的收入，但想要过上安逸的生活，还是奢求。

“我在茨厂街附近工作，这里的房间，价钱介於800至1000令吉之間，贵到吓死人。”

“很贵也很正常啊，他们租給外劳。外劳能夠一间房间住上20几个人。有的时候找到价钱合理的房间，又要跟外劳同住。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我们顶不顺，宁愿睡在街上。”

根据《The Edge》财经日报，华裔的贫富差距是马来西亚最为严重的一群。低收入群体（B40）每赚1令吉，就等于高收入群体（T20）的5令吉80仙。

经济分析员莫哈末阿都卡立在接受《透视大马》专访时也说，“ 有人认为大部分的华裔都是富有的，这是错的看法。真正的事实是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群体。”

”过半的华裔薪水维持在2350令吉，与马来人差不多。贫穷是全国的现象，华裔也无法幸免。”

汤宝妹所说，很多人都以为，一个人的生活穷困是因为不够努力，但更多时候，是努力了也无法摆脱穷困。

“现在的工作时有时无。我新年有做黄梨饼、夹必糕（Kuih Kapit）。端午节做粽子。我也有介绍朋友做月亮饼（kuih bulan ），生活才比较容易。”

一马援助金帮助不大

首相纳吉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，家庭收入少于3000令吉者，可获得1200令吉，21岁月入不超过2000令吉者，可获得450令吉。

这笔数额对低收入群体来说非常重要。虽然这计划人人能申请，但只有被成功选中的人才能获得。

经济分析员莫哈末阿都卡立也说：“尽管政府自2014年以来采取多项扶贫措施，包括一马援助金、最低薪金制、降低所得税。但并无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。” 

汤宝妹说，“我前年有申请，政府给了我300令吉，我很高兴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年就没有了。后来再也没有了，我也就索性不要申请了，可能给有需要的人吧。我起码还能做饼干。”

像汤宝妹这样的收入，还能勉强维持生活。但对现年77岁的张苏琳而言，一马援助金就是她的一切收入来源。

“我只是依靠一马援助金300令吉生活，这就是我一个月的消费。有时需要300多令吉，如果不够，我就会去拾荒。”

她现居的房子是前老板的，从17岁开始就住到老板家当帮佣，打扫、煮饭。现在的屋主就是她一手带大的，出于感念，屋主让她免费住在里头。

“我痛风，不能做了。他帮我申请一马援助金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。”

其实尽管生活穷困，但张苏琳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分，“我200令吉现在是非常不够的，我希望可以有500令吉，这样就是很好了。”

啤路的两夫妇，张松应与张媛康一见到记者，还以为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，频频询问可否帮他们申请一马援助金。

“求求你帮我们申请，可怜老人家。我们申请了很多次，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成功。”

“之前有很多福利社的人来关心我们，但到现在都没有下落。”

见一步，走一步

在记者走访的低收入华裔中，大多已对改善现状绝望，甚至已习惯了数十年来的贫困生活。

问起张苏琳往后的打算，她说：“ 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已经很老了，又是单身，只好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。煮一锅汤，就可以吃三餐了。”

56岁的张有生就说，“我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900块钱，我就是拾荒者。我以前的房子（非法的木屋）已经倒塌了，现在就需要在这里住房子，不然没有地方住。”

一日三餐对他而言都太奢侈，更甭管三餐吃的是什么。

“有什么吃什么。对面的神庙好了，我就搬过去。现在每个月的租金需要150令吉 。我没有读书，很难找工作的。我现在有人叫我过去拾东西我就去咯。”

林海生则认为，尽管现在无家可归，但他始终相信若賺多少花多少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熬出一片天。

他不认为身为流浪汉是可怜之事，反倒说是自己的选择。他说，自己宁可将房租省下，偶尔周末带老婆到廉价酒店留宿便足以。

“ 只要我还存钱，我相信我可以改变我的生活。”

对汤宝妹而言，现在住着的木屋，就是他的唯一，也是她的一切。

“我希望政府不要拆掉我的屋子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觉得这里好一点。”

万一政府要求迁拆呢？她耸耸肩说，不知道。